生活随想分享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社会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且渗透于政治经历、文化领域的精神传统。
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公共”两字身上，用中国话来说叫“天下为公”，这个成语原意是指天下是大众的。公共是集体所享有、存在或理解的处境、观念和行为，在现代道德公共精神中，譬如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在公开场合吸烟、不要大声喧哗。
这些属于被社会推崇和认可的公共行为，也正是公共精神的表现，维护和营造我们共有的事物和环境，最终使大家都受益。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的《19世纪的中国》这一章节中谈到说：
孝道或族权是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孔子宣扬的孝道有碍于公共精神的发展。
罗素的这番话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因为这是他在19世纪发表的一部作品，所以里面有一些时代因素。譬如他说“家族意思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他的理由在于中国人太过于注重孝道，而在不孝之道中最严重的情形就是绝嗣断绝了对祖宗的祭祀。
这就是我们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说罗马人和希腊人也曾经像中国人一样注重孝道，但是在历史上的发展中逐渐淡化了，家庭关系也随之淡化。但中国相反，孝道更加受到重视，家族关系更加密切。由于孝道对应的是家族，而不是国家，所以它和爱国主义不同的是爱国主义容易发展成为军国主义，而孝道至多会表现为受贿和阴谋。
罗素后文中说的“旧势力的肆虐”其实指的是中国在宗法制度下，一个家族中的长者成为了家族的最高统治者，这些长者拥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也多是守旧的，所以如果继续赋予他们过多的权力就会导致封建势力的反扑，这是他对应的族权。
这话是他说给“少年中国群体”听的（指的是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罗素认为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依照罗素的观点，之所以家族意识导致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是因为孝道束缚了他们，譬如对一个官员来说，如果他想要做到廉洁，那么他就会和孝道或者说自己的家族背道而驰。
这是因为他必须供养自己的亲属，罗素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深谈，毕竟他并不是一个汉学家，很多讨论都是点到为止。但这样的论述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中国古代的世俗价值观中，考取功名一般来说就是两种目的：政治理想或者荣华富贵；
譬如像范仲淹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很少的，绝大多数人考取功名都是为了改变命运，如《儒林外传》中的范进。中国是功利性很强的一个社会，以家族为集团，每一个人的奋斗除了是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还背负着一种“光宗耀祖”的家族责任。
而在中国，一个人的富贵往往也意味着一个家族的富贵，中国人家族意识强，这是由于宗法制度导致的结果。不过罗素并没有在这本书中深谈家族意识和公共精神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入谈及为何家族意识会削弱公共意识。
不过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家族实际上本质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集团，族群构成了社会的基础，每一个家庭都以各自的姓氏、传统、血缘将家族和家族之间区分开来。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了一个家族在社会中的生存率，譬如从东汉末年以来，门阀士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崛起。
这些门阀以族群的形势团结在一起，不仅在乱世中提高了生存率，而且也垄断了政治，最终让整个族群得以受益，譬如谢安家族、王导家族，刘禹锡的《乌衣巷》便能很好的概括这两大豪门家族的辉煌。中国人的家族意识来源于宗法制度。
不过宗法制度本质上是一个约束条款，真正使它发挥无穷力量的是儒家理论和它的结合。儒家的伦理体系和宗法制度的结合，如果说宗法制度只是骨架的话，那么儒家伦理体系就是血肉。在这两者的作用和影响下，它把中国的社会巧妙的分割成为一个个以家族为组成集团的社会。
其形式正犹如蜂巢一样，我们的社会就是整体的蜂巢，而每一个巢眼就是我们的家族，家族和家族之间以一种十分紧密的姿态紧挨在一起，这导致公共空间最大限度的遭到积压。中国人是生活在家族和族群划定的空间以内，而不是公共空间。
与之相反的是，欧洲人家族意识淡薄，并不是以家族或族群为中心和生活范围。换言之，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始终保持在家族的范围内，而西方人的生活范围却始终保持在家庭之外，外面的空间才是他们生活的范围，对中国人来说，“无家可归”是一种悲惨的命运，但对于西方人来说“无家可归”则是一种常态。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人注重家族事务，礼仪和伦理包括许多的规矩，但是家族之外的事情他们并不关心，所以中国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把社会非常简明的划分为这种二元关系。但对于西方人而言，除了大家族以外，并不存在所谓的“家规”。
实际上所谓的家规在西方社会已经转变为公共秩序，西方人家族意识淡薄，生活在一种公共的空间以内，所以他们注重维护公共精神。但中国人由于生活在家族以内，注重的只是家族规矩和伦理，并不存在所谓公共精神，实际上至少在清代以前中国文化中都不存在这种精神。
注重家族意识所以就会表现为“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很难说是自私，实际上是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的。西方人生活在门以外，所以注重对公共事务的经营，因为每个人都会受益，而且切身关乎着每个人的生活。公共精神和家族意识谈不到孰优孰劣，各有好处，但在家族逐渐被瓦解的今天，公共精神的培养和维护有助于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和美好。
这是因为，当中国人的家族意识逐渐开始淡化和瓦解以后，他们的生活场景会由先辈们的家族之中转移到公共空间来，他们越来越多的生活会置身在公共之中，因此这个时候公共精神就显得愈发重要。当以氏族为组成的村落在现代转变为不同出身和血缘的社区时，这就是公共精神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刻了。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公共精神依然是缺乏的，这是因为在那里还残留着浓厚的家族意识。罗素后来说中国要进步，必须要打破家族意识，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我们淡化家族观念，而是指要打破以往族权、父权操控下的现象，这样每个人才能从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但这并不是说抛弃一些传统，这句话更多的是指摆脱家族权力的束缚和阻碍。譬如鲁迅碍于孝道最终接受了母亲安排的婚姻，这些都是家族对人的束缚，对社会和个体都是无益的。
罗素说家族意识削弱了中国人的公共精神，这话可能还有一些克制，实际上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并不具备公共精神，清代以后才逐渐开始培养起来，这是由于传统社会的瓦解。
我国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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