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间及内容(启蒙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起)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17世纪英国革命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

  《大辞海》对启蒙运动的解释是: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思想文化运动。但斯塔夫里阿诺斯却想强调,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所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特别强调,启蒙时代有二个基本特点:即进步与理性。

  正是因为启蒙运动,才有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这种“进步”的观念。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更好。

  人们为何如此坚信这种不断的进步是可以保持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人们相信人类通过利用理性的力量就可以做到。

  问题是人们为何会对理性如此的信任呢?这是因为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精英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据此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

  如此这般,启蒙时代的知识精英开启了让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都受到理性的检验。无疑,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的法国及整个欧洲的旧制度而言,更是尤其严峻的考验。

  启蒙时代知识精英利用理性的力量检验一切事物的结果,不仅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并着手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

  在经济领域,他们主张自由放任。亦即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通常所说的重商主义严格管制经济生活的一种反应。在国家建设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纪,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是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在宗教领域,他们主张“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宽容。知识精英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他们认为人的理性乃是自然的赐予,而不是宗教或“文明”的产物,因而宗教必须自然化,宗教也必须与“自然”的理性和谐共存;结果产生了种种根本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

  有些人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为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不过多数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转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论者既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能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色彩的东西,如圣灵感孕、耶稣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经》中的神启。

  所有这些新的主张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是自基督教在欧洲获胜以来,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破裂。

  在政治领域,他们引入了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社会契约”。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统治实质上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他指出人们按契约成立国家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因此国家不应干涉公民的私有财产。他的名言是“我的茅屋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洛克甚至进一步认为,私有财产是人权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无人权可谈。洛克特别强调“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

  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卢梭继承了洛克的“人民主权说”,进而提出“主权在民”的主张,他认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权利的表现和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甚至有权举行起义,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卢梭还强调“公共意志”,认为它非常重要,公民应接受它的统治。“公共意志”的具体形式就是法律,遵守法律的行为就是自由的行为。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启蒙运动最大的直接成就是说服和影响了欧洲的许多君主,使这些君主在不经意间至少接受了他们的某些学说。当然,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念,但是他们已接受了其统治目的是要为人民谋利的思想。

  这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也许是最有口才的,常常说出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一个国家若划分成少数大地产是很危险的”,等等;不仅如此,叶卡捷琳娜还在其施政中切实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大帝则为促进普鲁士的农业做了大量工作,而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期间更是为了将其帝国改造得与新的原则相一致而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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