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简介及生平事迹(对范仲淹的评价)

  范仲淹(989—1052)北宋大臣。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希文。大中祥符进士。三次遭贬。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主持防御西夏。1043年,回京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参与推行“庆历新政”。未果。工于诗词散文,所作文章风格大气明健。《岳阳楼记》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有《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在《咏贾谊》一诗中称赞西汉贾谊“胸罗文章兵百万”,其典出自范仲淹的故事。据史传称,范仲淹守西北时,西夏人称:小范老子胸中有雄师百万。

  在青少年时就读书盈尺,当然熟知范仲淹的故事。1913年他在《讲堂录》所提及的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即不仅成就了事功,而且其思想也影响社会者),“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此间“韩范”“曾左”,乃指韩琦、范仲淹和曾国藩、左宗棠。可见他对范仲淹评价很高,是视为全才的。在《讲堂录》里,还记述了范仲淹的少年故事,称赞他“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1918年春,和蔡和森游学洞庭湖畔,他们登上岳阳楼,朗诵《岳阳楼记》,欣赏刻在木雕屏风上的清乾隆时书法家张照所书的《岳阳楼记》。他说:这“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1937年5月,在延安嘉岭山,走到民间传说中的范公井旁说:范仲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人尚且如此,我们人要做得更好些!延安时期,接触了当年范仲淹守延安的遗迹。在延安旧钟鼓楼上悬有“范韩旧治”四字的横匾。他对人介绍说:延安是范仲淹的旧游之地。“范韩”就是范仲淹、韩琦。为了防御西夏,他们曾经镇守延安。当时有一个民谣:军中有一范,敌人闻之惊破胆。许多人都知道范仲淹是一个文人,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个镇守边疆的主帅。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对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评价极高。遇到岳阳籍的同志,就要问,你能背诵《岳阳楼记》吗?他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两句相当欣赏,并经常背颂。1959年6月回韶山,在父母墓地也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是北宋庆历时期大政治家,也是一个大词家。经常诵读范仲淹的词。他赞赏范仲淹名篇《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说,范是一个边塞词人。1958年7月1日,在致和李纳信中谈及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两词风格时说:“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诗词集》第230—231页)

  范仲淹文好、词好,但他的诗就影响小些,而对范诗却也不陌生。1959年8月19日,在庐山会议结束后,乘专列路过浙江金华,在与当地干部座谈时,谈到了永康方岩山胡公庙,说胡公名则,北宋的一位清官,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实事,人民就建庙纪念他。说着就念诵了范仲淹赞颂胡则的一首诗:

  欧阳修(17—1072)北宋文学家。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天圣进士。初任滑州通判。因赞成范仲淹新政失败,出知滁州、扬州、泉州先后达十一年。后回京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于文学、史学俱卓有成就。主张文章明道、致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宋祁合撰《书》,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的散文雄健清新,诗词和婉深挚,自宋伊始,多为知识界称颂。从蒙学时期就读《古文观止》等书,接触到欧阳修的散文《醉翁亭记》等篇,很欣赏欧阳修的文才。

  1930年10月5日,红军占领吉安,和中央总前委、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机关一起进驻吉安城。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受吉安名医戴济民之托,专程前来邀请前往作客。席间,主客谈笑风生。以赞叹口气说:“自古以来,卢陵吉水就是人杰地灵之地。你看,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有‘文章名冠天下’之称;南宋四大家中的杨万里,一生写诗两万多首,他们都是卢陵吉水人。”(舒龙、凌步机《岁岁重阳》,海南出版社1933年10月版第112页)1959年7月,在江西庐山,又谈到欧阳修,他说:江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家,临川的王安石、吉水的欧阳修、南丰的曾巩,都是北宋有名的文人。

  喜欢欧阳修的散文,在他的著作中曾引用过欧阳修的“一丝一毫”、“如入无人之境”等语。1965年所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有“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此中“潺潺流水”,显然是从《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中而来。三十年代在延安曾谈到词的流派时,就曾引用过宋词各家,其中包括欧阳修的词。现见为他圈点的,就有《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南歌子》和《归自谣》等三首。

  欧阳修也是史学大家。他与宋祁合作《书》,自己编撰《新五代史》。对这两部史书,都精心阅读。并与刘晌的《旧唐书》、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作比较,认为“《旧唐书》比《书》写得好”。这大概是《旧唐书》史料丰富,尤其是人物传记拥有更多的文字,《书》作了删除,由《旧唐书》的一百九十万字改为一百四十万字,所谓“简”不如“繁”。当然,对《书》的某些传记,也是较为欣赏的。如《严郢传》、《吴通玄传》等,他都认为“写得好”。在《李汉传》天头更写了一段批语,表彰欧阳修,“李汉,道玄六世孙。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此流传,厥功伟哉”。(《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页)

  《新五代史》取法《三国志》,但欧阳修非常注意“褒贬义例”、“春秋笔法”。如该史卷三十二《死节传》,欧阳修说:“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五代之乱,三人者,或出于军卒,或出于伪国之臣,可胜叹哉!可胜叹哉!”五代十国时期帝王将相见史者千余,但作者认为够得忠臣标准的,只有三人,即后梁王彦章、后唐裴约,南唐刘仁赡。好学深思,对《死节传》所说颇不为然,如提到“伪国之臣”处,就见有批语:“何谓伪国?”(同上,第271页)说王彦章“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批语有“食谁人之禄”。(同上,第271页)不过,他对这些死节者还是赞叹的,如记刘仁赡“少略通兵书”,批语有“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王彦章被俘后不屈被杀,也有批语“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同上,第270页)1961年年底,考虑在《实践论》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作。他对警卫员张仙朋说:建国以前,我们党搞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所以我的军事著作比较多:所谓好的文章,都是在斗争实践中逼出来的。接着又说: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怀念同志》第137—138页)话中引的“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一语,就是典出于《死节传》“彦章伤重,马踣,被擒。彦章武人,不知书。常为俚语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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